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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在婚嫁時以大雁為訂禮。確實是這樣，這裡還有一個隱藏的小知識，就是為什麼我們把假貨叫贗品。

這話還得從大雁身上說起。我們說大雁有五德，就是仁義禮智信。
大雁成群結隊，從不輕易拋棄老弱病殘，而是強大的幫助弱小的。此為仁。
大雁一生只有一個配偶，其中一隻死了，另一隻不願離去，終生為孤雁。此為義。

大雁飛行通常列隊成人字，講究長幼有序。此為禮。

雁群棲息睡覺時，永遠會有站崗放哨的，十分機智。此為智。

大雁是候鳥，春去秋來非常準時，絕不失信。此為信。

我們說到古時婚嫁送大雁的習俗就是取自大雁的義字！

問世間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許。

天南地北雙飛客，老翅幾回寒暑。
歡樂趣，離別苦，就中更有癡兒女。

通常是送一對大雁。但是啊！大雁沒法飼養，靠狩獵。這就有一個抓得到，或者抓不到。再有一個，因為是候鳥，北方冬天婚嫁，壓根兒你就見不到大雁，怎麼辦？

有辦法！鵝是可以飼養繁殖的，這就方便多了，沒有大雁就拿兩隻鵝來充當。但顯然禮數不夠，怎麼樣？於是再拿一些錢來湊訂金：聘禮。

於是乎，鵝加上錢就相當於大雁，但畢竟還不是真大雁，是假的。於是就把假貨稱為贗品了！

贗字就是雁和貝；貝就是錢嘛！

多說一句，雁群非常講究團隊精神，看著一群大雁彷彿就是一顆心，絕沒有一隻有二心。雁群飛過，有一呼必有一應，一呼百應。這就叫答應（ 應 ）。我們看這個繁寫的應字，就是雁字和一個心字。

資料提供：灰雁，鳥網 (birdnet.cn)

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

1、原詞欣賞：常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，長河漸落曉星沉。 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

2、作品簡介：《常娥》是唐代詩人李商隱的作品。

此詩詠嘆常娥（即嫦娥）在月中的孤寂情景，抒發詩人自傷之情。

前兩句分別描寫室內、室外的環境，渲染空寂清冷的氣氛，表現主人公懷思的情緒；後兩句是主人公在一宵痛苦的思憶之後產生的感想，表達了一種孤寂感。

全詩情調感傷，意蘊豐富，奇思妙想，真實動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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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作者簡介： 李商隱（約813年—約858年），字義山，號玉溪（溪）生，又號樊南生，原籍懷州河內（今河南沁陽），祖輩遷滎陽（今河南鄭州滎陽市）。

晚唐著名詩人。 唐文宗開成二年（837年），李商隱登進士第，曾任秘書省校書郎、弘農尉等職。因捲入“牛李黨爭”的政治旋渦而備受排擠，一生困頓不得志。唐宣宗大中末年（約858年），李商隱在鄭州病故，死後葬於祖籍懷州雍店（今沁陽山王莊鎮）之東原的清化北山下。

李商隱是晚唐乃至整個唐代，為數不多的刻意追求詩美的詩人。他擅長詩歌寫作，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，和杜牧合稱“小李杜”，與溫庭筠合稱為“溫李”。

其詩構思新奇，風格穠麗，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，優美動人，廣為傳誦。

但部分詩歌過於隱晦迷離，難於索解，至有“詩家總愛西昆好，獨恨無人作鄭箋”之說。

七夕的由來

相傳自南北朝起，農曆七月七日是天上牽牛星與織女星一年一度相會的日子，俗稱「七夕」。逐漸也成為中國的「情人節」，情人在這一天互贈信物結緣，兩情久長綿延。

傳說天上玉皇大帝有七個女兒，小女兒織女最聰明可愛、手藝又巧。玉皇大帝有一群牛，交給一位牛郎的年輕人管理。兩人情投意合、熱戀，甚至荒廢原本的工作。玉皇大帝生氣，叫喜鵲告訴牛郎織女要節制，七日見一次面即可。沒想到喜鵲傳錯話每天都可以見面，他們高興無比，更把工作完全拋在腦後。

玉皇大帝龍顏大怒，降旨他們每年僅能在農曆七月七日的晚上才能見面。後來織女被王母娘娘帶回天庭，拆散他們美好的婚姻。牛郎追上天庭，終被王母娘娘的天河所隔。後來，牛郎和織女的忠貞愛情感動了喜鵲，千萬隻喜鵲飛來，搭成鵲橋，讓牛郎織女走上鵲橋相會，王母娘娘對此也無奈，只好允許兩人在每年七月七日鵲橋相會。七夕當天通常都會下著毛毛雨，象徵兩人傾訴相思的淚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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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織女、牽牛（*即牛郎）銀河相會的傳說，在西漢時已經是很普遍的傳說了。當時把織女、牽牛（*即牛郎）兩顆星視為星神，在上林苑昆明池邊就塑造了織女、牽牛兩星神和銀河的情境。昆明池象徵銀河，池左邊是織女塑像，右邊是牽牛塑像。雖然漢代上林苑昆明池已經不復蹤影，只留下一些雕塑殘石，東漢班固《兩都賦》的描寫留下了此景象：

集乎豫章之宇，臨乎昆明之池。
左牽牛而右織女，似雲漢之無涯。

東漢楊震撰《關輔古語》，這本早期關中地區的地記專書也有記載：「昆明池中有二石人，立牽牛、織女於池之東西，以象天河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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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恨歌……第一段：貴妃受寵

漢皇重色思傾國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楊家有女初長成，養在深閨人未識。
天生麗質難自棄，一朝選在君王側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
春寒賜浴華清池，溫泉水滑洗凝脂。侍兒扶起嬌無力，始是新承恩澤時。
雲鬢花顏金步搖，芙蓉帳暖度春宵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從此君王不早朝。
承歡侍宴無閒暇，春從春遊夜專夜。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。
金屋妝成嬌侍夜，玉樓宴罷醉和春。姊妹弟兄皆列土，可憐光彩生門戶。
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驪宮高處入青雲，仙樂風飄處處聞。
緩歌慢舞凝絲竹，盡日君王看不足。漁陽鼙鼓動地來，驚破霓裳羽衣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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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經香港長跑運動只是小眾玩意，十數人幾英里便成比賽。自香港開埠西方體育概念傳入，南華會、業餘田徑總會，及一眾民間長跑愛好者組織紛紛成立，各式長跑比賽相繼舉行。元旦長跑、攀登獅子山、環島接力跑、石崗軍營的馬拉松、跑遍七大水塘的水塘盃……當然，還包括如今最熱鬧的渣打香港馬拉松，各式比賽路線教跑手樂而忘返，滿足非常。從不同年代的比賽路線中，亦可見香港城市規劃、交通網絡發展及有趣的民生市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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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寶14年（755年）12月22日，唐玄宗在臨潼華清池得知6天前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亂。 華清池和范陽相距3000里，相當於信使每天要跑500里。 唐尺合0.303米，500里約合現代227公里。 這還不是古代最快的”特快專遞”，”八百里加急”才是跑死馬的節奏。

它始於殷商，成於秦漢，盛於隋唐，衰於清末。 據《夢溪筆談》記載，“驛傳舊有三等，曰步遞、馬遞、急腳遞。” 此外，還有車遞、船遞等。

《史記》中記載有”千里馬”，能夠”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”。 用千里馬跑快遞，”八百里加急”那都不是事兒。 其實，這是人們對千里馬的誤解。 周朝時，1里約合300米，因此，千里馬一天的行程不過是300公里，時速只有30公里而已。 何況千里馬數量稀少，根本無法滿足驛傳的需要。

唐玄宗在位之際，全國建有水陸驛站1639個，從業人員超過2萬人，其中驛夫1.7萬人。 據《唐六典》記載，全國驛站分六等。 位於長安的”都亭驛”最大，有驛夫25人，其他驛站配備驛夫20人至2人，驛馬60匹至8匹。 而水驛按驛務繁忙程度分為三等，配驛夫12人、9人和6人。

北宋神宗時，建立了”金字牌急腳遞”制度，朝廷要求：“非緊急邊事，毋得擅發急遞。” 元豐年間，西夏劍指陝西綏德，又動用80萬人圍攻甘肅蘭州。 神宗用金字牌急腳遞指揮陝西不離不棄延路作戰，一時間驛夫“過如飛電，望之者無不避路”， “日行五百里， 不分晝夜鳴鈴走遞，前鋪聞鈴，預備人出鋪就道交受”。

元朝的《經世大典》稱：“大元立國以來，以軍驛為重。” 由遊牧民族建立的元朝，馬匹資源十分豐富，平均每驛馬匹超過80匹，而奉元路秦川驛有驛馬253匹。 元亡明興，朱元璋登基未滿一個月，就下令設置：“各處水馬站及遞運所、急遞鋪。” 明成祖遷都之後，開通了連接13個布政司的七大驛路幹線。

進入清朝，建立了由近2000個驛站和14000多個遞鋪組成的郵驛網路，有7萬多名驛夫和4萬多鋪兵從事郵驛業務。 此外，以北京為中心，驛路分為官馬北路、官馬南路和官馬西路三大系統，便於朝廷傳遞文書和運輸物資。 有了完善的驛站和驛路系統，為”八百里加急”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

秦朝”尚黑”，數位”尚六”，當時”車同軌”規定一律”乘六輿”，因此驛夫身穿黑色工作服”乘六馬”。 漢朝時，驛夫的服色從黑變紅。 據《後漢書》記載：“驛馬三十里一置，卒皆赤绛绛云云。” 說明紅色頭巾、紅色袖套和”赤白囊”，是東漢驛夫的標配。

兩宋時，供職於”急遞鋪”和”斥堠鋪”的驛夫一年有春、夏、冬三套工作服。 而元朝驛夫則配備了蓑衣，確保驛夫能夠風雨無阻的趕路。 鑒於馬的體力和速度有限，驛夫每過一個驛站，就換一匹休整好的驛馬，做到換馬不換人，這需要驛夫和驛站之間密切協作，相互配合。

對驛傳的制度管理，有助於提升自身的效率。 唐朝規定驛夫抵驛，必須換馬，違者”杖八十”。 文書在驛遞中延誤，晚到一天杖八十，兩天加倍，最重可處徒刑兩年。 若重要文書出現延誤，罪加三等，因延誤產生重大後果，可處絞刑。 此外，驛長每年必須呈報驛馬死損肥瘠情況，以及當年日常經費支出情況。 “八百里加急”創造的神奇速度，關鍵靠的是人。

唐朝文學家段成式的《酉陽雜俎》中稱：“平原郡貢糖蟹，採於河間界。 每年生貢，斬冰火照，懸老犬肉，蟹覺老犬肉即浮，因取之。 一枚直百金。 以氈密束於驛馬，馳至於京。 “也就是說從山東進貢的螃蟹，用毛氈密封後，用驛馬快速送到長安。

明朝詩人於慎行寫有”六月鲥魚帶雪寒，三千江路到長安”的詩句。 《萬曆野獲編》中記載：“惟鮮鲥則以五月十五日進鮮於孝陵，始開船，限定六月末旬到京…… 其船晝夜前征，所至求冰易換，急如星火。 “可見生鮮貨物加入了驛遞的行列。

眾所周知，絲綢之路是最早的驛路之一。 驛夫奔波在驛道上，除上交換文書之外，還運輸著來自異國的珠寶、香料、皮貨、食物等，僅名貴香料就超過100種。 “生鮮速遞”和”海外購”，為”八百里加急”創造了條件。

實質上朝廷對此早有規定。 步遞適合短途傳遞和普通郵件。 秦漢時期，要求驛夫每個時辰要走10里，而且郵件必須當天送完。 陳末隋初有個叫”麥鐵杖”的快遞小哥，“日行五百里，走及奔馬”，曾夜送诏書，從建康到徐州”夜至旦還”。 麥鐵杖達到了步遞的極限，不過是個例而已。

漢朝以後，出現了以馬遞為主的”特快專遞”，這對驛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 南北朝時，身負加急公文的驛夫每天至少要跑200公里。 隋唐時期，朝廷對陸路驛速有明確的”程限”：傳馬日走 4 驛，乘驛馬日走 6驛，按每30里一驛算，日走 120 里至 180 里。 若情況緊急，要求日馳10驛，相當於每天要跑300里。 如送赦書，則要日行約16驛，行程500里。

《隨園筆記》稱，宋朝的急腳遞能”日行六百里”，約合現在不到250公里的距離。 三藩之亂時，從昆明到北京，近3000公里的路程，清朝驛夫僅用9天完成快遞簽收。 馬遞的速度由600里進一步提高到800里。

水陸聯遞也是古代常用的一種快遞方式。 唐朝天寶年間，玄宗為討好楊貴妃，下令嶺南進貢荔枝。 驛夫藉助大運河的便利，舟馬銜接，“走數千里，味未變已至京師”。 另外，唐朝規定車遞速度每天不得低於120里。 隨著社會的進步，快遞的需求逐步提升，這才催生出”八百里加急”。

唐朝詩人岑參有詩雲：「一驛過一驛，驛騎如星流; 平明發鹹陽，暮及隴山頭。 “生動表現了驛遞的繁忙和辛勞。 隋唐時期，”八百里加急”是國力強盛的標誌。 時至清末，這一速度又成了社會落後的象徵。 1913年1月，北洋政府鑒於近代郵政業已取代驛傳制度，宣布撤銷驛站，延續數千年的驛傳制度走向了終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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